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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讀
  起步年薪15萬,最高年薪上百萬,招聘108將……20 12年4月,一則“英雄帖”吸引了全國才俊的眼球。溫州市在啟動金融改革之時,面向全國競爭性選聘金融人才,吸引了966人報名,最終選聘了70餘人。
  兩年多過去了,這次選聘的光環已逐漸退卻。據南都記者統計,溫州市當年錄取了11名市級金融機構和國企高管(副處級),9名是外地人才,其中3名已經離開。而溫州金融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招聘的四名管理人員,其中三名外地人才已經離開了兩名。
  溫州公考的背後是曾經風靡一時的競爭性選拔模式。大批外地人才的流失,折射出這一模式的種種弊端。實際上早在去年,中組部就表示,要改進優秀年輕幹部培養選拔機制,不再把競爭性選拔作為遴選幹部的主要方式。
  一名曾經參與溫州公選工作的溫州市委組織部領導也表示,除非是技術人才和急缺人才,目前黨政幹部一般不再搞面向全國公選了。“原因就是很多人水土不服。”
  外地人才離職
  2012年,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成立,急需大批金融人才的背景之下,溫州市在全國範圍內公開選聘金融人才。報名人員中除335人來自溫州本地,其餘631人全都來自全國各地;報名人員中博士生58人,研究生286人,全日制本科生341人。其中不乏有曾在國外金融企業從事過相關行業的海歸人士。
  而溫州銀行副行長和市金融辦副主任兩個職位成為競爭最激烈的崗位,報名人數分別達到了105人和64人。
  兩年多後,當年從64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溫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以下簡稱金融辦副主任)、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長馬興已掛冠而去。
  馬興先後在上海擔任大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事業部副總經理等職。就任之時,他躊躇滿志,在媒體上公開了去溫州的理由:“在大城市,做一個高薪白領,並沒什麼不好,但難免會像被註冊的符號。溫州與北上廣這些有較成熟建制的地方不一樣。同時,金融改革更是做很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但在今年3月,馬興提交了辭呈,他的離職在溫州的公選幹部中引發了不小的震動。
  離開得更早的有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民間融資規範重點項目辦公室副主任王曉峰,和溫州港集團有限公司的總會計師金靈君。王曉峰因為家中母親突生重病需要照顧,工作一周後隨即辭職。
  對此,另一位參加招考的外地幹部則認為,外地人在報考這種公開選聘職務時應該早有心理準備。“空降兵”不好當,受到單位同事的排擠和不信任幾乎是必然的,要獲得單位的信任,需要加倍的努力和超強的溝通能力。其認為金靈君對職場的認識似乎太過天真和不成熟。
  理想與現實
  王君(化名)、汪敏(化名)都是通過2012年溫州公選進入溫州金投集團有限公司的。金投集團的前身是溫州國有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在溫州金融改革中增加了金融業務,改名為金投集團。
  由於急需金融人才,金投集團在2012年溫州市面向全國競爭性選拔人才中給出了一名總會計師、兩名金融管理和一名金融秘書的職位。
  報考金投集團時,38歲的王君已經是山東某地市級分行副行長。為了跳出已有的銀行業務圈子,多接觸新東西,王君毅然放棄了穩定高薪的工作。
  然而到了金投集團之後,企業狀況卻和王君的預想有雲泥之別。在溫州市委組織部人才招聘書上明確指出,應聘金融管理職務的王君的工作職責是負責公司金融業務板塊的業務管理與市場開發。但集團之前的金融業務幾乎為零,人員金融知識也很匱乏。“企業整體工作推進沒有計劃,務虛的多,實幹的少。”
  王君舉了個例子,當時有一個很好的發展設計———成立溫州產權交易所,在工商登記通過後,申請行政許可的關鍵環節卻無人問津,最後交易所的計劃不了了之。
  王君從2012年7月上班開始,到11月主動離職,總共只工作了100天。他說,“離開是因為不想浪費時間。”隨後,王君以讀博深造的理由離開了金投,於2013年3月考取了南京某大學的博士。
  缺乏歸屬感
  和王君相比,汪敏留在金投集團的時間較長。她最初在江蘇一家證券公司從事投資資訊類工作。看到招聘信息後26歲的她生出一股參與金融改革的歷史浪潮的衝動,報考了金融文秘。
  在集團工作一年後,汪敏成功競聘到集團下屬的二級公司溫州市股權營運中心任副總,主管股改和多元化融資。
  工作進展順利的同時江敏感覺公司專業性不足,有違自己的“學以致用”的初衷。而在團隊建設和業務培訓方面,也跟不上自己的需求。
  此外,雖然物質上有近20萬年薪的保證,住房有人才公寓,但汪敏時常被異鄉人的孤寂侵擾,一下班就覺得空虛。
  汪敏認為,溫州這個城市對內包容度較大,溫州人的特點是無論到哪裡,只要一口鄉音就能同舟共濟,外地人想真正融入其中,難度比較大。而公選人才之間也缺乏聯繫和溝通的渠道。“如果能將公選過來的幹部定期組織起來交流互動,形成一個交流學習的平臺,大家對金改的作用可能要比分散的力量大得多。”汪敏說。
  綜合各種因素,汪敏最後以要回老家結婚為由離職。
  外地幹部屢吐槽
  汪敏的說法在溫州市委組織部召開的一次公選幹部座談會上得到了印證。
  溫州市鐵路與軌道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財務部經理李艷參加了那次座談會。她告訴南都記者,大概是2013年5月,溫州市委組織部曾經將公選中應聘到國企的幹部們召集到一起,跟蹤瞭解大家工作的情況。“會上確實有很多外地幹部提出了不適應。”
  李艷告訴記者,雖然自己是溫州本地人,但也能體會到外地幹部的難處。主要是不適應溫州的經濟環境,覺得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很大,部分人選擇了辭職回去。
  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包括溫州生活成本很高,但是溫州的國企收入並不高。其次,很多人過來對單位的期待很高,後來發現工作環境達不到他們的預期。此外,在工作的方式上外地幹部和溫州的思路也有摩擦。”李艷回憶道。
  實際上,除了公選幹部對單位常常吐槽,用人單位也抱怨招來的人才不如預期。
  公開選拔利與弊
  一位2012年曾經參與組織溫州公選的溫州市委組織部領導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也承認那批外地幹部中確實有人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況。
  “這是一個普遍問題。”他認為公選幹部“水土不服”,主要是因為地域文化。“溫州人在一起都說溫州話,就這一點,都會給人感覺排外了。”不過,他強調,外來人才也需要有融入到大家庭里的能力。”
  他認為,在招聘結束之後,溫州市委組織部要做好人才的後勤工作,比如保障公選幹部的住房、幫助公選幹部的家屬調動工作,解決孩子上學問題。“用我們部長的話說,就是要讓外地幹部感覺溫州市是他們的家。”
  這一點,溫州組織部也得到了數位公選幹部的肯定。一位曾經參加過沈陽、武漢和溫州公選的幹部表示,溫州公選的後勤工作確實是做得最好的。
  不過,這位組織部領導也坦承,中組部已經開始對全國公選進行改革,逐漸減少這種全國公選了。除非是專業技術人才和某地區特別缺乏的人才,黨政幹部一般不搞全國公選。原因之一就是空降的外地幹部容易“水土不服”。
  南都記者查詢到,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改進競爭性選拔幹部辦法後,中組部常務副部長陳希隨後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組織部門要改革競爭性選拔幹部辦法,不能把競爭性選拔作為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指出面向全國公開選拔幹部存在著一些弊病:“一些地方過度搞面向全國的競爭性選拔,催生出不少考試專業戶,選出的幹部還存在高分低能等問題;此外,外地的幹部空降到新單位,容易‘水土不服’。而大量崗位都面向全國公選,選任幹部的成本也過高。”
  不過,汪玉凱也肯定了公開選拔在人才的公平選擇、引入競爭、打破個人說了算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他認為面向全國的公開選拔今後還會推行,但只是幹部選拔任用的一種方式,且多用於選聘一些技術人才。
  南都記者 曹晶晶 實習生 謝妮
  溫州當年招聘的高管
  馬興
  原任大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聘任為溫州市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黨組成員,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長。
  顧威
  原任東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總部董事,聘任為溫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長,市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
  唐岫立
  原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部宏觀分析處調研員,聘任為溫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黨委委員。
  歐陽韶輝
  原任杭州銀行深圳分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聘任為溫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黨委委員。
  張勁松
  原任廣東益民旅游休閑服務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聘任為溫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黨委委員。
  王秀福
  原任北京潤恆投資有限公司財務總監(兼任山西陸野橋隧工程有限公司總會計師),聘任為溫州市國資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會計師、黨委委員。
  金靈君
  原任浙江台州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審計部經理,聘任為溫州港集團有限公司總會計師。
  汪鋒
  原任民生人壽保險寧波中心支公司負責人,聘任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金融組織創新重點項目辦公室副主任。
  王曉峰
  原任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辦公室秘書科科長,聘任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民間融資規範重點項目辦公室副主任。  (原標題:溫州公選高管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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