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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古城安定門城樓箭樓是古城牆四座門中保存最完好的（攝於上世紀80年代）
上世紀80年代整修前從東大街看長樂門城樓
　　隋唐盛世與世界第一城
　　“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維餘。連甍遙接漢，飛觀迥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帝京篇》，以其君臨天下的豪邁雄壯氣魄，寫意揮灑的筆觸，描摹了唐代都城長安的盛景與氣派。
　　唐都長安的前身，是隋代初期宇文愷主持興建的大興城，《元和郡縣圖志》記載說：“隋氏營都，宇文愷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條高坡，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之。”意即參照周易象數理論，比照乾符六爻，進行都城總體佈局設計。
　　唐長安外郭城的範圍和位置，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考古發掘中已被探明。根據《隋書》、《唐六典》、《長安志》、《呂大防圖題記》、《類編長安志》、《長安志圖》、《唐兩京城坊考》諸書中的記載，長安城“東西廣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長十五里一百七十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唐代的里程，大程是360步為一里，小程300步為一里；大尺12寸，小尺10寸，唐代建築長安城用大程里和大尺摺合計算後，外郭城牆的總長度已經達到36公里左右，這在1300年前，無疑是一件舉世無雙的宏偉工程。
　　根據今日考古學家的實體探測，龐大的唐代長安外郭城牆為版築夯土牆，平均高度在5米左右，城牆基寬約9至12米，總長度將近33公里，累次疊築，逐漸加高。東西南北城牆基點分別位於今日西安市新開門村，胡家廟，西郊任家口村，南郊木塔寨村；外部擁有防護型城濠，寬9米多，深度4米，到了中唐後，逐漸被廢棄填平。唐長安城門建設比較完善，城門均包磚，增加了牢固程度，原因在於唐代已經有了拋石車等重型攻城武器裝備，單純的夯土城牆已經無法抵禦這些武器帶來的極大破壞力。在唐長安城的城牆上，皆築有環城一周凹凸形女牆用以加固防禦，其中南北城牆中段，各有一部分被利用為宮城以及大明宮的宮牆，因此被增高為三丈五尺，各城門處以及城牆各段，都有專門機構督促執掌衛士，不時進行修葺補築。
　　高宗即位後，國勢強盛，經濟實力不斷提高，長安原有低矮的城牆不僅有礙觀瞻，也無法應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時的侵略與騷擾，因此對城牆進行大規模修繕加高勢在必行。為了突顯大唐之強盛，唐王朝於高宗永徽五年(654)對長安外郭城增修兩次；玄宗時期，也對長安城進行了大規模增修。經過數次大規模修建後，至開元年間，長安外郭城牆高度也為一丈八尺，大約5米左右。
　　整體佈局上，隋唐長安城改變了中國自春秋以來，宮城位置在郭城一隅，官衙與民居混雜的佈局，而將其置於城市中央，併在宮城之南修建專置中央衙署與禁軍機構的皇城，從而突出皇權與中央政府威權。唐長安城中宮城與皇城的全新格局，突破了以往都城僅有內城外郭的傳統格局，宮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是帝王所居；皇城在宮城南部，集中了中央官署辦公機構。縱橫相交的路網把外郭城劃分為108個坊，設置居民區和市場區。
　　長安城在整體佈局上，嚴格的中軸對稱，如外郭地區，以東西中央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東西兩大區各自劃分為55坊加一市；皇城地區，以東西中央的承天門南北大街為中軸線。外郭城地區各設東西向14街與南北向11街，極端平直，“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有”。由此形成的方格狀坊里，除皇城正南36坊僅開東西兩門外，其餘坊里均設東西南北四向坊門，四周設坊牆。形制上也整齊劃一，皇城以南東西十列坊，南北長350步；宮城東西兩側與皇城東西兩側12坊，長度均為650步；佈局上也相應術數，皇城兩側南北排列13坊，“像一年有閏”；皇城正南東西四列坊，“以像四時”；南北九坊，則取《周禮》“王城九逵”之制。
　　為了增強帝都治安，長安實行了嚴格的夜禁制度，宮城，皇城各門，郭城門以及坊市之門，根據在直通郭城門的6條大街上設立的街鼓，每日定時啟閉：夕陽西下，首先是承天門上暮鼓敲動，然後六街之上，街鼓緊隨其動，擂動八百聲，各門遂閉，行人禁行，所謂“六街鼓盡行人歇，九衢茫茫空對月”。夜禁之後，有騎卒巡街叫呼，武官巡查夜探，城門坊角，都設有武侯鋪，內置衛士百人至5人不等，因公事或者吉凶疾病等急事者，必須持有府縣或者本坊的“文牒”才可出行。每年只有在三元放燈之夕，夜禁制度才臨時解除，各門大開，允許百姓市民出門觀燈，所謂“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長安城的皇城和宮城位於大興城的北部，皇城和宮城東西三面相接。根據考古勘察，皇城南面第一條大街寬度有120米，皇城東面第一街寬度為134米，皇城西面第一街因破壞嚴重，測得最寬處為68米，隋大興城建成時皇城和宮城牆已經建好。根據《長安志》的記載：宮城牆高萬丈五尺，合今10.3米之高，由於皇城和宮城牆是在初建時一次修成的，因此，可以推測皇城牆應與宮城牆高度基本相同。皇城牆和宮城牆修建得極為堅固，隋唐兩朝前後數百年，都沒有對其進行過大規模重建。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西安城甜水井街新開口處，成功發掘了位於皇城西南角的含光門遺跡，含光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37.4米，南北寬19.6米，有3個門道。在今天含光門博物館內，游客可以清晰看到一段保存完好，擁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5個夯土層斷面的城牆遺跡，以及唐代城牆過水涵洞。
　　宮城是全城設計的核心。唐長安城中共有三處宮殿群，太極宮承隋之舊，坐落在全城南北中軸線最北端，布設在都城北部正中“九二”高坡偏南的最高處，內有殿、閣、亭、館三四十所，建築韻律莊重嚴整，有威嚴的氣勢。太極殿巍峨高大，甘露殿“月宇臨丹地，雲窗網碧紗”，凌煙閣“畫閣凌虛構，遙瞻在九天。丹楹崇壯麗，素壁繪勛賢”，北面正門玄武門“城高鳳樓聳，場迥獸侯新”。四面共有城門10座，南面正門承天門上建有高大的樓觀，橫街是一個開闊宏大的廣場，唐玄宗常游宴於此。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當然以緊靠宮城最為適宜，故皇城被安排位於宮城正南的“九三”高坡之上。
　　在原有太極宮的東北，位於龍首原東趾“北據高原，南望爽愷”之地，是大明宮。最初名為大安宮，是太宗為了安置退位的太上皇李淵所置，在高宗朝重新開始大規模修建，體現了高宗朝以降，加強皇權內廷勢力，削弱外朝的意圖。每逢元朔朝會，來朝者仰望玉座，若在霄漢，有一種拔地而起上接雲霄的氣魄。大明宮通過地勢的崇高、形體的巨大、環境的肅穆威嚴，將皇權至尊的觀念實體化。自1998年起，大明宮遺址就開始了規模宏大的普查與發掘工作，考古發掘探測的結果，位於南宮牆的建福門東西寬度35米，南門長約17米，擁有3個門道，從今天存留在探方里的，寬度達6米的深色夯土層來看，高聳巍峨的城牆可達6至9米高。大明宮的太液池，分為東西兩池，西池水面面積達到了驚人的14萬平方米，除了史料上記載的蓬萊島，太液池內還有兩座島嶼，在太液池周圍，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大量青石制的廊柱礎石、步道，以及5件殘損的鴟尾，眾多的灰陶質獸面，蓮花紋方磚。“這些發掘都證實了文獻中關於太液池邊景觀的描述，《舊唐書憲宗本紀》說，太液池周圍廊廡四百間，南岸與西岸都有宮殿、水榭、樓閣。作為整個大明宮遺址的中心，今日的含元殿遺址已經探明擁有58個柱礎，每根殿柱直徑在70釐米左右，《大唐六典》中，記載含元殿“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東西廣五百步，殿前玉階三級，每級引出一螭首，其下為龍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轉”。探測察明，殿內兩列內柱間距9.7米，並與相鄰前後檐柱相距9.2米，形成十三間的面闊，五間的進深。”由此可推算，含元殿大約東西長60餘米，南北寬40餘米，殿前有兩座閣樓式建築，翔鸞閣與棲風閣，在含元殿前東西兩側高臺上，既可南觀長安城坊市，也可北望宮城其他建築。
　　為瞭解決這座宏大都市中士庶百姓、皇廷貴族的生活用水、環境用水與水運，隋唐兩代王朝在擴建長安城的同時，充分利用了“八水繞長安”這一豐富的水源條件，分別從長安的東南西三面修建渠道，引水入城。長安城有細水穿流之餘，更有樹木成蔭，所謂“垂楊十二衢，夾道夭桃滿”，晉昌坊大慈恩寺前有水竹森邃，太極宮中有大片石榴林，東苑附近有梨園、櫻桃園與葡萄園，宮內水面往往是荷葉覆蓋，在2009年進行的考古發掘中，大明宮太液池中發現了一片淤泥，裡面居然有一大片完整的荷花葉，根莖印跡，根據植物孢子粉測定，宮苑水池周圍還種植有大量的柏樹與柳樹，從而印證了唐代詩歌中關於長安“園林樹木無閑地”的敘述。
　　以太極宮為中心，整個長安城佈局如同棋盤，街道縱橫交錯，著名詩人白居易在《登觀音台望城》中，居高臨下，用“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詩句生動概括了長安城的格局。
　　在唐代長安的東南，擁有曲江池、樂游原兩處自然形成的地貌，豐富了整體景觀。樂游原延展於外郭城東南之升平、新昌諸坊間，平均海拔450米，位於升平坊東北隅的樂游廟海拔則達480米，所以《長安志·唐京城》記載說：“樂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無怪乎杜甫說“華誕勢最高，對酒平如掌”。因地處最高，極目四望，曲江如一漲清澈的潭水泛著粼粼漣漪，坊裡屋舍如層雲綿延，烘托著皇城與宮城高入雲霄的城閥。規劃佈局把建築與交錯起伏的地貌完美統一在一起。
　　隨著城市功能性分區的誕生，長安出現了坊(居住區)與市(商業區)分隔發展的格局。長安之“市”分為東市和西市，是當時全國貿易中心，這裡商賈雲集，邸店林立，據近代考古發掘顯示，東市南北長1000餘米，東西寬24米，面積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開二門，共八門。西市內四街寬16至18米，主要為車馬道，兩旁有排泄水溝，及1米寬的人行道。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周圍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從而成為一個國際性貿易市場。其中尤以中亞與波斯(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
　　唐都長安因此是公元7、8世紀時世界第一的國際性大都會，全盛時期大約100萬的總人口中，各國僑民和外國居民大約占到總數的2%左右，僅是流寓在長安的西域各國使者就有4000多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卡林頓·古德里奇因此在《中國人民簡史》中感嘆：“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明的對照。
　　長安城既是唐王朝政治經濟的中心，也是唐代士人精英豪邁自信、積極樂觀的情懷的寄托與具體體現。無論是岑參的“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亁”，還是劉禹錫的“春明門外即天涯”，抑或駱賓王的“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復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台”，都展示了長安從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號的過渡與升華
　　“天寶以後，長安景象，日漸衰耗”，安史之亂，終結了唐王朝中期的繁榮景象，地方藩鎮林立，李唐中央政府地位的衰落，導致這座壯麗的都城開始頻繁遭遇戰亂民變的蹂躪之災：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入長安，唐代宗李豫出逃陝州，吐蕃“剽掠府庫市裡，焚官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四月，黃巢起義軍退出長安，“焚宮闈，省市，居第略盡”，而前來勤王的諸道官軍軍紀敗壞，入城後對殘破的長安繼續“縱火焚剽”，導致長安“宮室居市閭里，十焚六七”。此後雖然經京兆尹王徽修複，但長安內外已是“荊棘遍城，狐兔縱橫”。此後，僖宗光啟元年(885)、昭宗乾寧三年(896)河中節度使王重榮、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分別率兵攻入長安，又大肆洗劫，迫使唐皇出逃。最終，在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身兼宣武、宣義、太平、護國四鎮節度使的朱全忠，在擊敗盤踞鳳翔的李茂貞後，勾結宰相崔胤，強迫昭宗朝廷與官署百姓遷都洛陽，將長安宮室、官署與民居全部拆毀，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這是身為六朝都城長安所遭受的最大浩劫，
　　朱全忠挾持昭宗遷都後，駐防長安的佑國軍節度使兼京兆尹韓建對殘破的長安進行了改建，史稱“韓建新城”，為日後五代各朝相繼沿用。為了便於軍事防守，韓建放棄了外郭城，改修皇城，使得長安城的建制大大縮小，新城面積僅5.2平方公里，是原長安城面積的十六分之一。這座“韓建新城”東西南三面城牆利用了皇城城牆，北面則以原唐代宮城城牆為垣，南面保留了原皇城的安上與含光兩門，改三門洞為單門洞；東西兩側只保留了中間的景風、順義兩門，北面則新開了一座玄武門；府衙所在的子城居中偏東北，順義門與景風門之間的大街貫穿全城，形成一條東西向的中軸線；而由承天門街北段、子城南面東西大街和安上門街北段所構成的折形街道，成為南北交通的主幹道。此後五代宋金元歷代，長安失去了中國大一統帝國首都和經濟中心的地位。
　　青磚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鎮——明清時代
　　明洪武二年三月，大將軍徐達率領北伐大軍在攻占元大都後，引兵西向，渡過黃河，攻占關中，於三月六日進據這座已經在歷史長河中退居二線的古都，改其名奉元城為西安府。西安府作為西北最重要的區域中心城市與軍事重鎮，是明軍向西北出擊，蕩平蒙元殘餘勢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剛興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為了鞏固北部邊防，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為秦王，駐守西安，作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稱。宋元舊城狹小破舊，難以容納駐軍，官署以及藩王府邸與百姓宅邸商界等諸般設施，擴建勢在必行。
　　洪武初年，由於連年戰事，民力凋敝，朱元璋下令“秦用陝西台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東北一隅的陝西諸道行御史台舊址興建。這一選址決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向東北拓展外城以便將秦王府環繞其中。洪武六年(1373)，負責工程的長興侯耿炳文、陝西行省參政楊思義、都指揮使濮英上奏，聲稱宏大的城牆擴展工事已經展開，但僅僅依靠軍士修築已感不敷，申請徵調本土民夫在農事間隙“助築為便”。根據奏章，西安城的擴展規模為“開拓東大城523丈，南接舊城436丈，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
　　由於秦王府的興建始於洪武四年(1371)，城區同時向東拓展，所以必先拆除宋元舊城的東北兩面城牆，舊有的城牆建築材料極可能旋即用於新城牆，所以這項浩瀚的工程歷時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朱樉就藩於西安，才告一段落。不僅如此，由於龍首原整體地勢東北高而西南低，向東北拓展，亦有利於城防。這一工程一掃宋元時代城池的狹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時期西安成為西北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堅實基礎，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當部分一直留至今日。作為一座軍事重鎮的明代西安城，其防禦體系之完備堅固，在今天依舊令人嘆為觀止。在城牆四角，各有一座高出城牆約2米的角台，突出牆體11米，沿城牆外壁，每隔120米就有一座伸出牆體的敵台(馬面)，各個相鄰敵台之間構成的空間，可使守軍利用弓箭、弩、擲槍、礌石乃至小型火器對進犯的敵人實施三面攻擊。在敵臺上，分別建有歇山式重檐兩層式樓式建築——敵樓，戰時成為弓弩等冷兵器遠射武器的發射基地。在城牆頂部內沿建有圍牆，外沿建有垛牆，上有5984個垛口，間隔0.6米，垛牆呈“品”字形，中間預留一處高寬在九寸，外方內圓的懸眼，做瞭望，射擊用。垛牆腳下也預留懸眼，供佛郎機炮、火銃射擊用，垛口和垛牆頂部置有山字形封頂磚，以防禦攀援而上敵人所用的飛鉤與雲梯頂部搭鉤。
　　明清之際500餘年，西安城牆經歷了多次修葺，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在陝西巡撫張祉的主持下，城牆整體被通砌以灰磚。到了1781年(清代乾隆四十六年)，陝西巡撫畢沅在任上再次修葺加固，將城牆基礎向外伸出三尺，牆頂縮小一尺五寸，外側上下斜度統一為五度，保證雨水能較快導入流水槽。為了加固牆體，全城沿牆基通砌兩道三層石條，又在城牆外壁和城頂原包城磚的基礎上，再追加一層新城磚。隨著熱兵器與火藥的普遍使用，由於敵樓目標顯著，屯兵易遭集中殺傷，畢沅拆除了所有明代所築敵樓，改為硬山式面闊三間一層的駐兵卡房，共94處。
　　西安城的四座城門均為三重三樓建制，自內而外，分別為大城(主城牆)、瓮城、月城，以及分別建於其上的正樓、箭樓、閘樓。作為西安城最外重的防護，月城又稱羊馬城，比瓮城與主城城牆略矮約三分之一，緊鄰護城河，控制架設的吊橋。月城之後，是牆體與大城等高同寬的瓮城，敵人若突破進入其中，會遭受來自正樓、主城、瓮城箭樓與瓮城環繞城牆四面的狙擊。明代中後期，由於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又增設了東西南北四座關城。由四城三樓，馬面、角台、垛口等組成的明清兩代西安城防，在工業革命前冷熱兵器混合時代，確實達到了固若金湯，堅不可摧的程度。
　　1644年，滿清揮軍入關，定都北京之後次年，即攻剋了西安這座西北重鎮，在前明疆域內，最早兩處擁有八旗駐防的城市就是西安與江寧。而雍正朝之前，全國八旗駐防地中設有將軍一職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寧、廣州、杭州等九地，足見其戰略政治位置之重要。為了安置大批駐防八旗兵丁與家眷，於是從順治六年(一說二年)開始，清廷就在西安城東北興建城中之“滿城”，作為其集中屯駐防禦之依托。為了盡可能減少遷徙居民商戶之紛擾，西安滿城的選址定於城東北，徵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屬官署設施所用地，王府磚城則被拆毀蕩平，闢為滿城八旗校場：“西牆自安遠門起，南至鐘樓止，南牆自鐘樓起，東至長樂門”，即北牆和東牆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僅南牆與西牆為新築。滿城南牆與西安大城東垣相接處，正是長樂門外月城南垣與西安大城東垣相接處，故而能使東門外月城，瓮城與大城滿城構成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
　　根據雍正年間編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西安滿城的規模占據了大城面積的幾乎40%，約為4.7平方公里，駐扎兵力為全國之首，雍正年間，滿城與南城所駐守滿漢八旗官兵多達8229人，大部分為馬兵。
　　清代西安滿城，共設五個城門，東門借用明代大城東門長樂門，西南門則為鐘樓東門洞，另外新開三門：“新城門”在明秦王府蕭牆北牆拆毀後形成的後宰門街西段；南門“端禮門”與明代秦王府內城南門名稱相同，但南移至今日端履門街北口；西門“西華門”與秦王副城蕭牆西過門位置處於一線，在今日西華門大街西口。滿城內共有7條大街和94條縱橫交錯的小巷，各巷命名參照了兵營方位與排列次序，其中部分名稱，諸如東九巷與西十巷，一直沿用至今。
　　滿城與南城的建造，再次對古都西安的城市結構空間產生了一次徹底改變，自明初以來形成的四隅獨立，以鐘樓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漸變為城市東西兩部相對隔離的形態：東西南北4條縱貫線大道僅餘2條半，並重塑了剩餘城市空間的功能性與集中性分割——明代官署分佈較多的東大街南側由於交通不便，空間狹小，使得清代除咸寧縣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從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漸成為政治核心。在滿城以南的東南城區，由於環境靜謐偏僻，則逐漸發展為以文廟，關中書院，府學為中心的文教區域。
　　清代西安的商業貿易區，也依托官署集中的南北兩院附近展開。有趣的是，滿城的封閉卻促成了西安大城東門外東關城的繁榮：傳統長安、咸寧兩縣商業集市由於原址被占，被迫向東關轉移，而作為滿城東城牆唯一齣入口的東關本土集市，也由於滿城大量八旗兵丁與家眷的日常需求而繁榮增長。
　　愛爾蘭記者、攝影師、人類學家基恩(A.H.Keane)在《北亞和東亞》中描述說，西安是維繫韃靼斯坦、西藏和四川與中華帝國腹地貿易的要地，向甘肅運送陶器和瓷器、棉花、絲綢、茶葉以及小麥，接受蘭州的煙草、豆油、毛皮、藥材與麝香，寶石也通過這裡輸送到西藏與蒙古。庚子事變後，由於慈禧與光緒皇帝行宮所在，除了食材、鮮花、皮革絲綢等，古董珍玩字畫交易也逐漸勃興：“沿街京官車馬往來，已有京師氣象。”從鹽店街至南廣濟街以及梁家牌樓，是西安錢莊票號的麇集之地。尼科斯在游記中曾記述：“陝西人在全國範圍內，都被視為銀行家與金融從業者，在從公共廣場(南門院廣場)向西延伸的一條大街約半英里處，就有將近20家錢莊與票號，每年經手的銀兩數以百萬計。”
　　明清時期，西安雖然已經失去了全國性首都與經濟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長安、咸寧兩縣縣城，其城市規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到了清代嘉慶年間，兩縣“在城坊”數量共計94，但面積遠小於唐代規模，坊間不再有坊牆間隔，但設柵欄與柵門，街巷縱橫，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紳出資興修，由條石鋪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東西向127條，南北向83條，而拐形街道只有21條，深刻體現了西安城數千年來一以貫之的“方城正街”格局。
　　(感謝西北大學歷史系張永祿教授，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史紅帥研究員為本文提供的資料與大力幫助)